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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今清正廉洁的小故事
2014-04-01 15:38:00

        王公桥


        南宋的王十朋,曾任饶州(今江西鄱阳县)地方官。饶州紧邻鄱阳湖,常有盗匪出没其间,百姓深受其害。王十朋到任后,宣布对盗匪将严加处罚,以敬效尤,一时间威震四方,盗匪闻风而逃。从此,饶州太平,百姓视王十朋为“青天”。
数年后,朝廷要把他调往 州。饶州百姓得悉后,纷纷前来看望,并联名上书意欲挽留。在难舍难分中,王十朋打点行装,毅然奔赴 州。但是,沿路的一座桥已被苦留他的百姓拆断,他只好绕道而行。乡民们知道无法挽留,便扶老携幼,痛哭流涕,送了一程又一程。后来,人们将拆断的槔修复,取名为“王公桥”。
 


         “戒石”的由来

        宋太宗在位期间,曾令全国各州、府、县衙署大堂前,立石一块,南向刻“公生明”三字;北向刻“戒石铭”十六字,全文为:“尔俸尔禄,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,下天难欺。”这石称为“戒石”,使各级官吏进出均能见到。约140年后,南宋高宗颁黄庭坚手书“戒石铭”于各州府县。因此,后人提起“戒石铭”,都知道系黄庭坚所书。
这十六字“戒石铭”,并非宋太宗御制,也不是他的首创,而是后蜀主孟昶所作。孟昶虽是亡国之君,但为政却有可取之处。这“戒石铭”是他颁发境内各州县官吏的“为官守则”,全文共二十四句,宋太宗摘取其中四句。这四句用现代话来表达即:“你们领的工资,都是老百姓的血汗,老百姓容易被你们欺压,但老天爷是不容你们得逞的。”
        “公生明”三字,语出《荀子·不苟篇》:“公生明,偏生暗……此六生者,君子慎之。”又《荀子·正论篇》:“上公正则下易直,易直则易知,易知则易明,是治之所有生也。”也用现代话来解释:“在上的为官公正,导致在下的百姓都能明白事理,天下就太平了。”这戒石用了几百年,历经元、明两代,后有人以出入不便为由,将立石改为牌坊,文字刻在牌坊上,戒石遂废。现在戒石是看不到了,但保定市“直隶总督署”旧址还保存着完好的木牌坊。



        县令拉纤

        晚唐时,四川益章县令何易于勤政爱民,清廉正直。一次,利州刺史崔朴带着随从、宾客泛舟春游。当时,官船行至何处,就从当地征夫拉纤。
        当官船行至益章时,有人发现拉纤的人中有县令何易于,于是就报告崔朴。崔朴得知后很吃惊,便招来何易于:“你身为县令,为何亲自拉纤?”何易于答:“方春,百姓忙于耕地、养蚕,时间非常宝贵。我足为县令,但没有其他事,所以来充役拉纤。”听完他的话,崔朴等一帮人满脸通红,赶忙下船,骑马走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 斛律光持身节俭

        北齐左丞相斛律光严于律己。带兵上前线时,部队安营扎寨不完毕,他不走进自己的军帐。若两军交战,他必身先士卒,冲杀在前。在朝理政时,他谨慎、务实,事必躬亲。平日生活十分俭朴,远声色,杜馈赠,罕见宾客。
        后因仇敌离间,后主高纬疑其谋反而将其杀害。抄家时,仅得弓15张,箭百枝,刀7口,枣木杖20束,以及朝廷赏赐的槊2根。

 

        雷义不收谢礼

        后汉时,任郡公曹的雷义,曾依法使一个原拟判死刑的人免受死罪。该“罪者”出狱后,给雷义送去2斤黄金,以谢其救命之恩,但雷义坚决不收。后来,此人趁雷义农人未见,将黄金放到了雷义家的天棚上。
好多年后,雷义家修理房屋时,发现了天棚上的黄金。因该“罪者”已去世,雷义就将黄金交给了官府归公。

 

        郭祖深食瓜报布

        南北朝梁武帝时,郭祖深任后军行参军。他针对当时政弊,上书武帝:“陛下宠勋太过,驭下太宽,故廉洁者自进无途,贪苛者取入多径……愿去贪浊,进廉平,明法令,严刑罚,禁奢侈,薄赋敛。”其言论虽不为武帝所用,但不得不嘉其“直言”。
        郭祖深不但口出良言,而且身体力行。他任南州校尉时,搜查奸恶,不避王侯权贵。他带兵严明,每有用兵之时,总是令自己的亲属为先锋,如有不从,立即斩首。他衣食节俭,常穿一件旧衣,“食不过一肉”,从不接受任何人的馈送。
        百姓对他十分敬重。一次,一老妪送他一只早熟的青瓜。他推辞再三,实在无法,只好收下,后立即叫家人送了一匹布给她。

 

        雍正“只信一半”

        古时,官员初到任,往往先极言吏治民生如何不堪,及过数月,则奏报已如何“政通人和、百废俱兴”,以示政绩。对此,清朝的雍正皇帝明确表示:“只信一半”,并要求吏部据实考察政绩,不要轻信汇报。
        其当政时,某地一官员为获取政绩,不分春夏秋冬,频繁征调民工大修水利,又强令“丁均出钱五百以资”。水利修成,奏报上来。吏部提议擢升他,但雍正派人一查,政绩是实,但却耽误了农业生产,加重了农民负担,“民主怨言”。
        于是,他提笔批曰:“不允!”断了此人的升官之路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“咸、苦、辣、酸”待巡抚

        清朝,翰林院检讨王 运,为政奉公廉洁,生活极为简朴。他把住宅建在一条狭小的巷子里,大门做得很矮。王 运说:“我房子建在小巷内,来看望我的为官者,坐轿骑马都不能入内,可为国省金;大门作得低矮,可让来都弯腰低首思想贫苦百姓之疾苦。”
        有一次,王 运的学生、山东巡抚喻成格来看望他。王 运特地办了咸鱼、苦瓜、辣椒和酸薤四碟小菜招待。席间,他对喻成格说:“你读书入仕,吃多了美味佳肴,今日我请你尝尝这咸、苦、辣、酸的味道。”喻成格明白老师的一片苦心,回去后,写了一副对联挂于书房,作为座佑铭:“谒恩师,遵训诲,处世须尝四味;礼贤士,察民情,虚心当低一头。”
        从此,喻成格一心为民,做了很多好事,受到了百姓的赞颂。

 

        烧船称钉

        宋朝官办船厂,工匠常钻管理不善的空子,虚报用钉数,中饮私囊。造船官员苦于钉子钉入船中,无法取出称量,只好听任工匠虚报多领。
        有个叫许元的出任发运判官,上任后,想要革除这一弊端。一天,他来到造船场地,令工匠拉过一艘刚完工的新船,点火焚烧。船烧过错了,留下一滩船钉,他叫人将船钉集中过秤,称得船钉只相当于“所破(报销的)钉十分之一”。从此,以此船用钉数为参照,堵住了虚报用钉数的漏洞。

 

        金额大写的由来

        明朝初年,曾发生一重大贪污案——“郭桓案”。郭桓曾任户部待郎,任职期间,他利用职权勾结他方官吏,大肆侵吞政府钱、粮贪污累计达2400万担精粮。该案牵连政府众多官吏和全国许多地方的地主。
朱元璋闻知此案,大为震惊。他下令将郭桓等同案犯数万人斩首示众。同时制定了严格的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,并在财务管理上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,其中较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将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”改为“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”。

 

唐朝宰相卢怀慎


        唐朝的宰相卢怀慎清正廉洁,不搜刮钱财,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。他当官以后,身份高贵,妻子和儿女仍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,但是他对待亲戚朋友却非常大方。

        他在东都(洛阳)担当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,可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只布口袋。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,病了很长时间。宋璟和卢从愿经常去探望他。卢怀慎躺在一张薄薄的破竹席上,门上连个门帘也没有,遇到刮风下雨,只好用席子遮挡。卢怀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,看到他们俩来了,心里非常高兴,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,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,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豆和几根青菜,此外什么也没有。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:“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当官治理国家,皇帝寻求人才和治理国家的策略很急迫。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,皇帝身边的大臣就会有所懈怠,这时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,你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。”过了没几天,卢怀慎就死了,他在病危的时候,曾经写了一个报告,向皇帝推荐宋璟、卢从愿、李杰和李朝隐。皇帝看了报告,对他更加惋惜。

        安葬卢怀慎的时候,因为他平时没有积蓄,所以只好叫一个老仆人做了一锅粥给帮助办理丧事的人吃。玄宗皇帝到城南打猎,来到一片破旧的房舍之间,有一户人家简陋的院子里,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,便派人骑马去询问,那人回来报告说:“那里在举行卢怀慎死亡两周年的祭礼,正在吃斋饭。”玄宗于是赏赐细绢帛,并因此停止了打猎。

        注:卢怀慎(?—716),滑州灵昌(今河南滑县西南)人,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,后历任侍御史、御史大夫,玄宗开元元年(713)为宰相。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,因此凡事避让,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,任宰相三年后病故。卢怀慎为官廉洁,家无储蓄,门无遮帘,饮食无肉,妻儿饥寒,生活得很贫穷。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。卢怀慎的儿子卢奂在广州作太守时,不为当地的奇珍异宝所动,能保持清廉节操,也受到当时人的称赞。玄宗嘉其美政,为其写有赞词:“专城之重,分陕之雄,亦既利物,内存匪躬,斯为国宝,不坠家风。”

 

 

周总理廉洁从政小故事

 

        “我作为国务院总理,工作是失职的,对不起那里的人民。”

        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,不是表面的,是实实在在的。70年代初,素有“苦甲天下”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,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,连饮水都十分困难。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,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。周总理听完汇报,神色十分严峻。他说,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,发展生产,增加收入,改变面貌。后来,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,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:“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,心里难过,很不安。解放20多年了,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,我作为国务院总理,工作是失职的,对不起那里的人民。”会后不久,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,带去粮食、棉衣、棉被等救灾物资。若干年后,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,无不感慨万千。

        “只要我当总理,会议厅就不准装修。”

       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,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。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,有一块镌刻着“艰苦朴素”四个大字的木屏风,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。在国务院的会上,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,总理说:“只要我当总理,会议厅就不准装修。”1959年,在大跃进的气氛下,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,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。有一天,在西花厅开会,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:“钱正英,贺老总告诉我,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,有没有这回事?”钱答:“有,是一座水利展览馆。”总理沉默了一会儿,摇摇头,轻声地说了一句:“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。”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,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。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,总理既未严厉批评,又未
责成处理,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,更无丢官的危险,完全可以蒙混过关。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,钱回部后,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。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: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,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,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。

        “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。”

        1960年,中央根据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,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,精减多余职工。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,周总理绞尽了脑汁。在一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,总理在“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”一句话前边,亲笔加上“党政领导机关”几个字,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。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,他又加了一段话,强调“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,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”。在他的关怀督促下,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,没有发生大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 “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,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。”

        1962年初,中央召开扩大会议(又称七千人大会)。大会期间,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。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、浮夸、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,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、感人肺腑的话。他说:“这几年来,党风不纯,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。我们要提倡说真话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?要大家讲真话,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,反对说假话。大家都说假话,看领导的颜色说话,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?……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,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。”接着,总理又强调指出,要提倡鼓真劲,做实事,收实效。”。他说:“说真话,鼓真劲,做实事,收实效。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!”

       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,每餐一荤一素,吃剩的饭菜,要留到下餐再吃,从不浪费一米,一片菜叶。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,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,食堂便做出工作餐。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“四菜一汤”,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,谁也不准例外。总理吃完饭,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,把饭汤吃干净,最后才把菜叶吃掉。吃饭时,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,马上拾起来吃掉。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,总理说:“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!”三年困难时期,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,带头不吃猪肉、鸡蛋,不吃稻米饭。一次,炊事员对他说:“你这么大年纪了,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,又吃不多,不要吃粗粮了!”总理说:“不,一定要吃,吃着它,就不会忘记过去,就不会忘记人民哪!”

        “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。”

       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,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,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。他爱淮安,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,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。1960年,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,见到了周总理,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,提出想办一座纱厂。按理,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,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,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,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:你们种棉花,就要办纱厂,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。最终没有同意。1962年,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,苏北大片农田被淹。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,请求支援。总理看完信后,心里沉甸甸的。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,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。但总理说: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,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。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,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,一概秉公办事。

名言警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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